叙利亚危机是场社交媒体“导演”的战争

　　□ 文 / 史安斌 盛阳

　　肇始自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东地区产生了“涟漪”效应。受此波及和冲击，2011年3月，叙利亚国内积怨已久的宗教和社会矛盾终于在线上和线下全面爆发。社交媒体平台上海量发布的图文推送、视频录像和评论跟帖成为外界了解这场危机的主要渠道。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分别开启了“广播战争”和“电视战争”的先河，那么把叙利亚内战视为有史以来第一场由社交媒体全面主导的战争并非言过其实。

　　在这场危机的发展进程中，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国内外不同政治势力和宗教派别的主战场。叙利亚反对派开办电视新闻频道，利用YouTube上传海量视频，并以“人民希望推翻现政权”作为统一类目加以推送；在推特（Twitter）上发布“#mar15”（即危机爆发的3月15日）之类的统一标签（hashtag）制造话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集聚力量。阿萨德政府则以网络调频电台（Ninar FM和Sham FM）为宣传阵地，与发动叛乱的“叛国者”（khawna）和“阴谋家”（muta’miriyyn）开展争夺媒体话语权的舆论战。“伊斯兰国”（ISIS）等极端恐怖势力乘虚而入，不断发布血腥视频，对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同时展开“攻心战”，搅乱叙利亚政局，并在国际社会制造“媒体恐慌”。英国广播公司（BBC）、半岛电视台等国际媒体也借助社交平台积极参与这场“媒体战”，争夺新闻事件的首发权和阐释权，培养当地“公民记者”参与采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这场危机的走向。

　　高下立现的“媒体战”

　　近年来，智能手机在阿拉伯国家迅速普及。以叙利亚为例，“阿拉伯之春”爆发之时，该国仅有不到40%的人使用手机，仅仅过了三年，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95%。因此“媒体战”的成败关键在于对移动端和社交媒体的掌控和运用。

　　在叙利亚危机这场“媒体战”中，作为反对派喉舌的“东方电视台”（Orient TV）表现最为抢眼。2001年，阿萨德总统签署了“50号法令”，允许私人开办媒体。“东方电视台”是该国最为成功的私营媒体机构之一，由靠二手车交易发家的富商加桑·阿布德（Ghassan Aboud） 于2009年创办，以播放电影和电视剧为主，通过广告收入积累了丰厚的家底。“阿拉伯之春”兴起之后，阿布德深藏已久的政治野心暴露无遗，立即开办了24小时播出的全天候新闻频道，把总部从大马士革迁往迪拜，每月投入150万美元的巨资，制作和播出各类新闻报道和评论，与阿萨 德政府展开“媒体战”。

　　每当国内出现反政府的示威活动，“东方电视台”就会第一时间播出警察向示威者开火的画面。虽然它仍是一家传统媒体机构，但其内容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向叙利亚国内和全球推送。该台还联合“BBC媒体行动”（BBC Media Action）、“战争与和平报道研究所”等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叙利亚国内培养了近万名草根记者，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和Skype等即时通讯平台源源不断地提供战地前线的视频素材。

　　相形之下，政府开办的电台和电视台在社交媒体和公民记者的使用上显得迟缓而笨拙。每当反政府示威发生，“东方电视台”源源不断地由公民记者通过手机或卫星电话传回现场画面，而亲政府的媒体只会循环播放爱国歌曲和口号来掩人耳目，这场高下立现的“媒体战”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叙利亚国内的乱局，也再次印证了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名言：“谁掌握了社交媒体，谁就掌握了未来”。

　　国内问题国际化

　　美国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近期发布了一份名为《社交媒体化的叙利亚内战》调查报告。研究发现，从2011年6月开始，阿拉伯语已经替代英语，成为推特（Twitter）网站使用频次最高的语言。这充分表明，在社交媒体的助推作用下，叙利亚内战所产生的震荡效应已经扩展到伊斯兰世界，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成为“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典型案例。

　　2013年5月，一段骇人听闻的视频在YouTube网站广为流传。视频中，来自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自由叙利亚军”（Free Syrian Army）的士兵生竟然生吃另一名死亡政府军士兵的器官，引起网络世界的一片哗然。

　　同年8月，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发生了一起化学武器袭击事件，造成上千平民身亡。网络上随后流传了一系列视频和照片。其中一个视频中，摄像镜头对准了一排排儿童的尸体，他们双目紧闭，颜色蜡黄，由白布半遮半掩，旁边一名男子怒吼，宣称他们遭遇了化学武器袭击。叙利亚反对派随即指控袭击是当局所为。政府方面则表态，称所谓的“化武袭击”不过是一场“肮脏的媒体战”。

　　类似这样的“罗生门”事件层出不穷。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政府军与反对派的武装冲突从线下蔓延至线上，双方均企图在新闻媒体挑起事端。2012年6月，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 4）记者埃里克斯·汤姆森（Alex Thomson）就被“叙利亚自由军”故意引到交火区，险些被政府军失手射杀。在采访手记中，他断言，这次险情其实是反对派蓄意制造的“陷阱”。显而易见，一旦反对派的阴谋得逞，记者被“误杀”，阿萨德政府就会陷入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

　　“伊斯兰国”的宣传战

　　叙利亚内战不仅培植和壮大了本国的反政府势力，还给“伊斯兰国”（ISIS）等极端恐怖组织提供了异军突起的机会。ISIS的勃兴固然是借助于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思想的泛滥，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助推作用。

　　ISIS建立了功能强大的媒体与传播部门，主要由来自欧美国家的“圣战”分子掌管。他们拥有新闻媒体或者网络技术公司的从业背景。在媒体培训方面，ISIS有相当完备的方案：新人首先接受两个月的基础军事训练，再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专业媒体操作培训，强化摄像、录音、混编等技能，之后才开始从事相关工作。

　　此外，在这片黑衣人的“国度”，负责社交媒体传播的高管被列入贵族阶层“埃米尔”（emir），备受尊重和厚待。他们可以直接参与战略决策的制定，管理数以百计的公民记者、摄像师、制片人和编辑，配有汽车、花园别墅、免费的生活用品，外加700美元月薪的工资以及免税福利，而相比之下，一名普通武装士兵的月薪不过100美元。

　　2014年7月，ISIS推出官方月刊《达比克》（Dabiq），以纸质版和数码版发行，推出阿拉伯语、英语等六个语言版本。这本刊物致力于统一教法诠释，强化该组织的政治领导权与合法性，同时展示其具体的治理成果，包括在“教育、养老、医疗、城市重建、市场管理、交通管理等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专门研究极端组织意识形态的智库——“号角计划”（Clarion Project）——看来，“这本‘光鲜’的宣传品定期推出，内容丰富，制作考究，印刷精良，意在于从西方世界中招募‘圣战’分子”。统计结果显示，从叙利亚危机爆发开始，共有超过三万人受到极端组织的网络宣传影响，涌回叙利亚境内并参与“圣战”。他们来自115个国家，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妇女和儿童，大多数人随后加入了ISIS。

　　“搅局”的西方媒体

　　在全球化时代，叙利亚危机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一场战略博弈。与以往的区域性危机一样，西方媒体不满足于隔岸观火，而是直接参与到这场危机的议程设置和舆论角力当中。出于自身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考量，大多数西方媒体都淡化了该地区宗教和世俗政治的矛盾，采用西方中心的偏颇视角，着力炮轰叙利亚现政府，片面夸大该国出现的人权灾难和人道主义危机。

　　由于过度依赖公民记者和社交媒体，一向以客观公正自居的西方媒体在报道方面的频频失误也令其饱受诟病。例如，在2011年的一次事件中，几乎所有西方媒体都援引反政府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执政党总部大楼遭遇两枚火箭弹袭击，然而随后的调查发现，所谓“火箭弹袭击”纯属捏造，大楼仅在当天凌晨遭到过两次冷枪袭击而已。

　　此外，在报道叙利亚反政府示威游行的规模时，西方媒体总是有意无意地夸大参与人数，或是不加辨别地大量播发反政府武装提供的视频，视频画面模糊。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大马士革“几乎每天都有大大小小支持阿萨德总统的游行，但西方媒体几乎从未报道过”。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原本只是“小打小闹”的社交媒体开始弥漫着战火、硝烟和血腥。汇聚来自四面八方、三教九流不同势力的舆论战也陷入混乱和胶着的境地，并从叙利亚波及周边地区，从虚拟空间蔓延到真实世界。席卷欧洲的难民潮，震惊世界的巴黎恐怖袭击，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全球传播时代的核心议题。刚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言犹在耳：网络空间不应成为各方角力的战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包括叙利亚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都在期盼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建立一个安全、公正、清朗的网络空间，造福 于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的共同繁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作者盛阳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来源：《青年记者》（2016年1月号）